到最后，她还是大方得体，好像仅有的一部分理性维持着她一贯的优雅和冷静。
莎梅尔的父母从纽约赶到医院，带走了莎梅尔的尸体。
父亲警告弗利再也不允许见自己的女儿——一个害死莎梅尔的凶手没有这种权利。
弗利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他好像失去了感觉，皮肤和骨骼仿佛变成一间生锈的牢房，所有的感觉都被禁锢起来。
约翰没有哭闹，放学回家，他就坐在自己房间的小床上反复抚摸墙壁，或者蹲在餐桌边的积木堆里数积木，一遍又一遍。
莎梅尔的父亲不仅厌恶弗利，也不喜欢约翰。
弗利对此只感到庆幸，如果他再把约翰从自己身边抢走，那么手术不手术，是不是会四肢瘫痪，甚至能不能拿到股权都变得毫无意义。
一旦这些都从人生清单中被逐项删除，自己的人生也只是一具行走的尸体。
人活着总要有目的，他没有失去理智，感到自己只是在等这一切过去，他知道对面房间里约翰还在等着他，他会倾尽所有，为了约翰。
这种本能根本算不上目标，一个正常的父亲都会有这般信念。
“小不点，快睡觉吧，明天还要上学。”
“好的，爸爸。”
约翰如果哭闹，至少能让弗利有事可做，而约翰只是一个人一声不吭的在房间里坐着，弗利说什么他都说好，既没有愤怒也没有哭闹。
他是什么都不明白，还是像莎梅尔一样习惯隐藏，隐藏自己的一切？弗利无法确定。
妻子直到死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究竟发生了什么，而这可怕的结果却留给弗利和约翰，并且活着的人将用一生去承受。
他是对的，街对面不再年轻的兰卡拉姆也在承受莎梅尔离去的惩罚，愧疚感降罪于街区里本与这个家庭原本毫不相干的人，兰卡拉姆也许会为此彻夜难眠，为此食而无味，可没人能帮助她。
她需要把这些罪责忘掉，交给上帝或是找到自欺欺人的解释，但她是个好人，心地善良，这样的好人最不该承受这种突如其来的伤害，这样的好人最难忍受把自己和愧疚撇的一干二净。
善良是一根两头磨尖的针。
弗利没有告诉贝鲁斯家里发生的事，他没有想到告诉任何人，因为那样做无济于事，时光从不倒回。
如果当初母亲因为安比恩服用过量最终如她所愿去了天堂，也许这一次就不会轮到莎梅尔。
如果母亲死了，也许自己会更早知道那些坚强的女人心底埋藏着不与人说的痛苦，必须用结束生命这种极端的方式方可解脱。
他无法确定是不是母亲当初自杀死掉，如今就不会在莎梅尔身上发生这样的惨剧。
思维至此，弗利陷入了混乱的自责。
假设母亲因服药自杀而死；假设母亲因为自己的选择死去了；假设母亲因为安眠药再也没有醒来。
弗利一定会更早发现莎梅尔的异样，会更早的主动询问，努力沟通。
弗利喝下半杯加了冰块的水，告诉自己不能这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