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驾崩的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赵煦受皇太后（即神宗之母、哲宗之祖母高氏宣仁太后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之命把引退洛阳的旧法党精神领袖司马光召还回朝。
受皇太后之命回到开封的司马光，此时已是六十七岁高龄，他可能早已决定在洛阳安度余生了。他肯定没有想到比自己小一辈的年轻皇帝会突然死去，自己还会有重新掌权的时候。当时，洛阳集中了许多旧法党的遗老，与开封中央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具有一种文化沙龙的氛围。对于宣太后的突然指名，司马光犹豫不定。这时沙龙成员之一程珦的儿子、曾经任职于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程颢鼓励他说：“除了您老，朝野上下没有一个人能废除现在的恶政。”程颢在送走司马光后不久辞世，享年五十四岁。
站在旧法党立场上写的历史书均记载救世主司马光入开封城的时候，数万民众夹道欢迎。司马光以年龄和健康为由，数度固辞要职，但是翌年，即“元祐”改元之年（1086），司马光终于就任宰相。由此，诞生了宣仁太后和司马光撤废新法的政权。世称“元祐更化”。但是，此时朝廷内外的大臣以及政府实务官僚几乎全都是新法党人，所以要撤废新法，谈何容易？
令重返中央政界的司马光烦恼的是，新法中的什么应该废止，又该如何废止？在“反对新法”上意见一致的旧法党，针对个别新法，观点却各不相同。司马光自己想废止募役法，但是他却支持王安石重视经义的科举改革路线。然而苏轼却完全相反。具体到程颐，支持的却是新法复归古礼的礼制改革路线。笼统划分一下，旧法党以这三人为代表，分裂成三派。按三人的出身地分别称作朔党、蜀党、洛党。而且，当时政府内还残留有大量的新法党人士，拖着他们反攻阵势的后腿。
就在此时，王安石于元祐元年（1086）四月在江宁去世，可怜司马光宰相在任仅七个月，就于元祐元年九月死去了。虽然是政敌同时也是良友的王安石的噩耗，可能也给司马光带来了精神上的冲击。新旧两党中心人物的相继死去，使新旧党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最初新法党是攻击的目标。但是随着旧法党内部意见对立的深刻化，旧法党内部开始互相拆台。苏轼、苏辙同程颐本来就水火不相容，互为不共戴天之敌。程颐得到宣仁太后赏识，当上少年皇帝的侍讲，红极一时，遂恶意批判翰林学士苏轼。苏轼生性耿直，直言不讳，遭太后嫌弃，再次被贬作杭州知事，派到地方。后又被召回任礼部尚书。神宗官制改革后，这个职务实际上掌管着统管全部有关礼的职责。但是好景不长，太后死去，哲宗亲政后，改元为绍圣（意思是继承圣王神宗皇帝），新法党重新掌权，苏轼又被流放到天涯一隅的海南岛。徽宗即位后幸获赦免，但是健康已遭大损，建中靖国元年（1101），在返回开封途中去世。迫害他的程颐也被新法党列入黑名单，大名被刻到所谓元祐党籍碑上，大观元年（1107）在故乡洛阳孤寂而逝。两个大人物都是这个下场，其他小人物的下场也就可以想象。
不仅旧法党，新法党内部也争斗得天昏地暗。最初被看作王安石继承人的是吕惠卿。但是对于这个人一直有各种风言风语，王安石引退时也写了“福建子”三个字，后悔上了他的当。因为吕惠卿是福建泉州出身。吕惠卿元丰年间就被从中央贬到地方，历任各地长官。因为他聪明过人，朋辈既嫉妒也害怕，所以谁也不愿意把他调回中央。
在中央继承了王安石路线的，是蔡确、章悙、曾布、蔡卞、蔡京等人，再加上吕惠卿，到南宋都成为批判对象。
蔡确在同僚王珪死后，一个人抵抗司马光、吕公著等旧法党元老，后被密告写了诽谤宣仁太后的诗，遭流放，在流放地死去。章悙以刚正不阿著称，辅佐哲宗亲政，废除了与旧法党关系亲密的皇后孟氏。元符三年（1100）哲宗驾崩后，从哲宗弟兄中挑选继承人的时候，没有按皇太后的意向提端王赵佶（后即位徽宗）的名字，徽宗即位后坐了冷板凳。曾布在拥立徽宗时有功，当初受到重用，但是与蔡京不合，遂出任地方官。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曾与章悙一起辅佐哲宗，徽宗即位后受到弹劾。在此期间，他的兄长蔡京当了宰相。
宣和七年（1125），金军兵分两路南下。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北宋灭亡，新、旧党争随之结束。
了解了北宋新旧两党斗争的大致过程后，我们再来谈秦观这首《醉乡春》的写作背景和写作心态。
词虽小道，然而透过这些小词，其所显示是作者心性中最窈眇幽微的本质上的差别，是极可玩味的。以秦观而言，他在早年小词中所表现的纤柔婉约，他在策论中表现的慷慨盛气，和他在中年受到挫折以后表现的哀感凄厉，从表面来看，风格虽然各有不同，然而就其心性的本质而言，却原来正是有一贯的线索可以细加寻绎的。
秦观的《千秋岁》词是他风格转变标志的一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