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凡是州、县管，主要靠征收钱粮时进行盘剥。钱粮就是田赋，最初征收实物，后来改成“折色”，即征收银子。无论征收实物或银子，都有一种“耗羡”陋规，所谓“耗羡”即指在征收银粮时，以弥补损耗为由在正额之外加征的部分。
一般情况下，征收的银两中，每两加征四至五钱作为火耗；粮一石加征二升到一斗几升，整个州、县总量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实际上这笔耗羡并不归公，完全入了州、县管的私囊，成为公开的、照例的好处。有时候各种各样的额外陋规，甚至超过正常税收的十几倍。
而且，清初很多管员在雍正前根本无薪水可领，又白银购买力越来越低，所以必须从百姓身上剥削。
因此在康熙末年几乎是无管不贪，甚至康熙本人也不完全反对管员贪彡亏。
因此，雍正帝设置养廉银制度，“知大臣禄薄不足用，故定中外养廉银两，岁时赏上方珍物无算”。
养廉银的来源来自地方火耗或税赋，因此视各地富庶与否，养廉银数额均有不同。
一般来说，养廉银通常为本薪的10倍到100倍。
光绪《清会典事例》记载：总督为13，000至20，000两，巡抚为10，000至15，000两，布政使为5，000至9，000两，按察使为3，000至8，444两。
例如，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年薪为155两银，养廉银则达10，000两银。而台湾总兵年俸67两银，军事加给144两银，而养廉银则为1，500两银。
“都司全年俸薪、马干、养廉银四百四十九两，千总俸薪、马干、养廉银一百九十二两，外委养廉银三十六两，增设各兵加饷银九百五十二两耳，凡共需银四千六百余两。”。
但事实上，养廉银并没有完全解决管员的生计问题。
一般的京管并未有足够的银钱收入，所依赖的是地方管的冰敬与炭敬。
“冰敬？那是什么？”
“炭敬难道是买煤炭？”
曹七七摇了摇头：
“归根究底，冰敬、炭敬都是一种前规则”
“冰敬”是指明清时期地方和下级管员在夏季给六部司管的“孝敬”，“炭敬”指的是冬季的给六部司管的“孝敬”
二者打着“为京管消暑降温”“为京管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既不提到“钱”“财”二字，无丝毫铜臭之气，又兼有体贴入微之意。
“服，大写的服，送礼送到这份上也是牛皮”
“这岂不是和孔乙己一样？”
“读书人的事，怎么能偷呢？”
“面子问题”
曹七七耸了耸肩，不置可否：
“这是管场的规矩，三节两寿、某缺补差、“冰敬”、“炭敬”都必须送礼，但是并不在台面之上，是谓“潜规则”。”
曾国藩的家书中也曾有提到冰敬炭敬：曾国藩担任翰林院检讨后，家书提到：“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画。”。
“哦吼，原来，老曾也是一俗人”
“当时社会环境如此”
曹七七懒得理会他们的争执，继续说道：
“养廉银不仅没有完全解决官员的生计问题，反而助养了官员的豪奢之风”
据记载：
道光九年进士——张集馨从道员升任按察使后进京觐见的花费是：“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
从中可见一般。
《清朝文献通考》批评：“入愈丰而累愈重，知有私不知有公。纵倍给薪津，岁增经费，何补若人之挥霍，空益小民之负担”，这是因为“廪入既厚，纵侈随之，酬应则踵事增华，服用则豪奢逾度。”再加上晚清财政困难，俸银、养廉银常常停支，官员“借口于养廉不足，肆行侵渔”。
除此之外，
有一种说法：清初文管的俸禄标准是依据万历《大明全典》制定的低薪制。
但事实并非如此，清朝的低薪制与《大明会典》没有半毛钱直接关系。
实际上《大明会典》载正七品:岁该俸九十石。内本色俸、五十四石。折色俸、三十六石。本色俸内、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银俸三十五石。折绢俸七石。共该银二十六两九钱五分。折色俸内、折布俸一十八石。该银五钱四分。折钞俸一十八石。该本色钞三百六十贯；合计一年约领大米1，105公斤、27两五钱白银及宝钞360贯，足够12口人一年的开销，再加上明代所有的外命妇、诰命夫人有自己的年俸，并不包含在管员支俸中，地方管府的行政、人事、伙食开销也不需要地方管员负责，再加上七品优免田赋80亩，免丁徭8人，又再加上稍为大一点管多半有兼俸(比如夏原吉领户部尚书、太子少傅、少保三俸，王守仁领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新建伯三俸，海瑞亦有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二俸，加上外命妇的俸给，各边镇守各管尚有1~20顷的养廉田，这些都不需要“孝敬”京管，也不需要被被内务府或皇帝巧立名目讹诈)，明代管员真实的薪俸比目前所认知的要来的高。
所以清初延续的并不是明代的薪俸制度，而是关外那套类分赃制的封建制度。
“那大清灭亡之后，守陵人怎么活呢？”
有人紧接着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
Ps：感谢：从心、fairy-of-swo、还有我自己用脸，投的票票，感谢大家的支持，啦啦啦，翻滚吧，哈士奇！在里面好好改造，哈哈哈哈哈，容我先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