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寻找当私人家庭教师的机会。她不愿意到熟识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去找，因为她的自尊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磨成老茧，宁肯不让他们知道她在找活干。
那时，在上海有一种地下的职业介绍（剥削）所，谢圣婴到那里去碰运气。可是她并不善于使人对她产生好感。她很傲慢，总是挑剔工作。人们埋怨她太苛求，不肯有什么就干什么。
最后，通过介绍，谢圣婴找到了给几个外国妇女教中文的工作。这些外国妇女对她很客气，有时顺便请她坐她们的汽车去兜风。但是她们给她的报酬少得可怜，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应当多付一点钱。她们会毫不犹豫地花一百元钱买一双高跟鞋，但是上一小时的中文课，她们只给一元钱。
尽管谢圣婴没有权利挑三拣四，她却坚决抵制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不过她找了许多地方，也没有发现比这好多少的机会。富裕的资产阶级为了他们孩子的教育，是舍得花钱的，只要学校是公立的，要花多少就花多少，让所有人都看得见。可是他们却卑鄙地剥削家庭教师，因为在家里，谁也看不见他们的所作所为。更何况他们剥削的对象都是极卑微的人，如果对方拒绝，会有更多的人来恳求他们。
孤立无援、缺乏经验的谢圣婴，是在很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抗争的。出于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她绝不接受令人屈辱的工资。她不属于抱团取暖、像羊群般哀鸣的那类人。她既不呻吟，也不逆来顺受。意想不到的是，这种鹤立鸡群的姿态倒使她有了出路。
谢圣婴用带一点高傲的口吻，向她的雇主理直气壮地说出“不”字，干脆地断绝了一切讨价还价的交涉，以致别人不敢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她，于是她获得了比一般的可怜条件稍好一点的待遇。
但实际上也好不了多少。为了挣那一点日常生活必需的钱，她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她的学生们分散在相隔很远的街区。每天晚上她回家的时候，两只脚又肿又痛，鞋底都快磨平了。幸好她身体健康，而且过着这种每天为了活下去而劳累的生活，使她感觉到某种满足。
自食其力，这对谢圣婴来说是新的经历。当她同剥削者进行了一场意志的比拼而最终获胜时，那种愉悦感实不下于赌赢了钱的赌徒，尽管赢得的钱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她同时学习如何更好地认识人。人并不都是美好的，但是一切都值得认识一下。虽然她已经接触到了那默默无闻的穷苦世界，但这种接触是表面的，至少不够深入。因为，如果说有钱会使人孤立，那么贫穷也同样使人孤立。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苦难，忙于自己的生存；每个人都把别人看成是竞争对手，而不是难兄难弟；每个人都把别人所得的一份收获，看成是从自己的一份中剥夺出去的。
谢圣婴发现，最凄惨的战争，并不是劳动者和有钱人之间的战争，而是劳动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战争，为的只是互相争夺饭碗，争夺从吝啬的富人餐桌上掉下来的残渣碎屑。
这是极大的苦难，妇女们之间对此特别敏感，尤其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妇女。因为她们显然没有能力把自己组织起来。她们还处于原始的战争状态，一个对一个。
谢圣婴在和她竞争的那些妇女身上，看到了这种现象，心里痛苦万分。尽管如此，她眼中仍旧闪耀着期待的火焰。在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劳动中，支持着她的是这种生活的新鲜滋味，以及可以借此发挥遍身力量的冲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