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工资只有百来块的时候，黄大海就经常捧着海碗装着满满的五块钱一斤的大虾蹲在平房前的水泥球桌边吃饭，邻居们进进出出总能看到，也不嫌张扬。
梁少琴在家偶尔也会提及邻居黄大海，而且每次提及都直摇头。渐渐长大的林安然也明白了母亲摇头背后的含义。女人在官场上，无依无靠无后台，能做的唯有谨小慎微，摇头已经是极为鄙夷的表现了。
倒是黄大海的儿子黄毅和林安然从小就在一起玩，感情比俩大人间要好得多。
以黄大海的德行，当然不会白白为王勇安排工作，林安然笑笑问道：“黄大海是个深水码头，你家这次花了多少钱？”
沿海城市的人喜欢把钱称作“水”，也暗含水为财之意。所谓深水码头，言下之意就是吃水很深。
王勇伸出俩个指头，说：“这个数。”
“两万？”林安然怔了一怔。
王勇点点头，嗯了一声，说：“走吧，别在这里傻站了。今天我事情算办妥了，请你吃饭，咱们吃烧鹅去。”
自从林安然去派出所做了治安队员，所里管一日三餐。梁少琴干脆中午吃食堂，此时家里肯定没人了。
坐上王勇开来的进口本田大黑鲨，两人风驰电掣来到友谊路的烧鹅饭店。
这家店是老字号，专做烧鹅，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扩大营业，窝在一个三十多平方的小店面里，几张破桌椅，厨师、服务员也由两口子自己包揽下来，却挂着一张很唬人的招牌——环球饭店。
俩人都是老熟客，进了环球饭店，店老板过来简单问了几句便定下了菜式，开了酒，闲扯了起来。
王勇要去当警察，林安然觉得很纳闷，之前从没听王勇提过，喝了两杯酒便问：“怎么忽然想着要去当警察了？”
王勇掏出一盒三个五，点燃一根猛吸一口，又丢给林安然递去一根，说：“很奇怪吗？当警察可是我的理想。”
王勇的理想是要当警察？
林安然含在嘴里的酒差点喷了出来。他和王勇属于同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的死党，对方身上几根毛都数得清，从没听过王勇说自己有理想，林安然一直以为王勇绝对属于没心没肺的类型，将来肯定像他父亲那样做包工头一类。
王勇的老爹以前是区政府宿舍里看大门的，老娘没有工作，早年在菜市场里摆个摊儿卖菜。王勇兄弟仨人从小跟着父母挤在门口值班室的内房里，一家五口搁在不到五平米的小房子里，跟沙丁鱼罐头没什么分别。
八十年代后期，整个南海省的改革开放搞得如火如荼，王家莫名其妙就发了起来。王老爹回家乡扯了一队人马，到处包揽工程，天南地北闯了几年，竟积累了不少财富，发了。
也许是自己吃了读书少的亏，王勇的父母早年省吃俭用求爷爷告奶奶拉关系把王勇弄进了区属的重点小学临海区第七小学。能进七小的，多是一些机关干部的子女，少数是学习成绩较好的苗子。所以，许多人甚至就把七小叫做机关小学。
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进了机关干部子女才能进的重点小学，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会发生什么。王勇在学校里没少挨同学们的白眼，从小营养**导致王勇精瘦如猴，身上骨头比肉多，自然就免不了挨欺负。
林安然的父亲是烈士。68年，时任桂南军区团职作战参谋的林越被秘派到南疆某国参加一场援助时不幸牺牲，那时林安然尚在襁褓之中。
自从丈夫牺牲后，梁少琴就带着儿子林安然回到了家乡滨海市，从此没再和部队的人有任何的接触，许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她还有个烈士老公。
在单亲家庭里成长，林安然很早就见惯了人情冷暖。上小学那会，和大院里的孩子闹别扭总被人骂他是个“没爹的孩子”，导致林安然少年老成，沉默寡语。
两个算得上同病相怜的少年，机缘巧合之下，在学校里成了好朋友。
读五年级的时候，某天班上几个发育过早的男生把王勇提溜出来锤炼拳头，打得正欢的时候，没注意身后一双冒火的眼睛睁盯着他们。
同班级的林安然静静站在后头看了一阵，忽然抓起一张瘸腿的板凳，嗷一声冲了上去，砸得对手人仰马翻落荒而逃，也砸出了他在王勇心目中不可动摇的铁哥们地位。
打那时起，林安然和王勇一直形影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