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光和三年到半年前，韦驹一直在交州，但去年也就是光和五年发生的那件事，韦驹也是知晓的。去年正月，天子下诏，命朝中公卿以民谣、流言检举各地为害百姓的刺史、郡守、县令长。太尉许彧、司空张济勾结投靠十常侍，受取贿赂，对那些担任刺史、郡守、县令长的宦官子弟或宾客，尽管他们贪赃枉法、声名狼藉，却全不敢过问，而是毫无根据地检举了敌对宦官或背景浅薄的却清廉而颇有政绩的官员二十六人，二十六人悉数被问罪或罢免。姜桐时任豫州刺史，其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得豫州上下交口称赞。颍川张让家就在其管辖下，其间颇有冲突，故而姜桐也在这二十六人当中，甚至被槛送进京。
在司徒陈耽的有意安排和组织下，这些官员的部属及治下的百姓，到洛阳皇宫门前为他们诣阙申诉。陈耽趁机上书：“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天子纳谏，为此责备了许彧、张济，并将那些被征召问罪的官员，全都任命为议郎。
议郎，清贵之职，这二十六人中很多人是寒门出身，没什么背景，很可能一辈子就在各地任县令长了。可以如今被拜议郎，再出任地方，即使无人提携，也很容易起步就是州郡长吏。再者，在雒阳做议郎，也是很容易被朝中显贵看中并收入门下的。
但对于姜桐而言，本身他家世显赫，虽不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种一等一的世家大族，但朝中地方的门生故吏也不少，何况他之前便是豫州刺史。与姜桐来说，在朝中任清贵之职，还不如任地方长吏做些实事的好。
其实姜桐只要稍微活动，就可以再次出任地方，可是姜泫对朝局未来的发展颇不乐观，被拜议郎后，他直接称病还乡。此后发生的事情正如姜桐所料，二月冀州突起瘟疫，死者无数，三月天子就因为十常侍谗言，以此为借口罢免陈耽，不旧陈耽就在狱中被害死。相比于之前许彧、张济大肆受贿，却因勾结十常侍而仅仅挨了天子几句责罚，陈耽却无妄受此灭顶之灾，那二十多名议郎，也先后受到牵连。
而姜桐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让颇有文才的姜泫和姜朋前去中原游学，并嘱咐朝局若不安定，就不能进雒阳。
离家之后姜泫带着姜服先到了西都长安，在长安，姜泫和姜朋得到了经学大家京兆长陵人赵岐（字邠卿）的推荐，前往青州北海高密，入得郑玄门下。这个赵岐是马融的侄婿，而马融则是郑玄得授业恩师，因为这层关系，姜泫和姜朋才得以冲龄入门。学满一年后，姜泫依照师命前往雒阳瞻仰太学石经，姜服年幼，则依然留在郑玄身边。
姜桐托病辞官的个中缘由，韦驹基本也是知晓的，所以听姜泫说起姜桐称病辞官之后不是问姜桐的身体，而只是感叹朝中阉宦当权。
问候过了姜桐，韦驹指着跪在堂中的人，道：“此人是县尉庄兴的门客王六，他已招供，王乔一案，庄兴也有参与，是奉颍川张家之命，欲劫夺从幽州运至雒阳，并途经我县的一批军马。伯霈在匡城乡所为我已耳闻，现在正要去捉拿庄兴，伯霈手刃王乔，相比定有兴趣一同前去。”
“颍川张家？可是张让家？”
“然也，正是中常侍张让家，伯霈可有兴趣？”
姜泫不清楚韦驹的心思，但不论是只针对王乔和庄兴，还是要针对张家，姜泫都感兴趣，毕竟从诛杀王乔那一刻开始，姜泫就已经掺和进来了。只不过自己身份在这，毕竟是个外人，便假意推辞道：“泫不才，又是初来贵县，恐有不便。”
“确有不便，不过王乔一案你也是证人，再者此案后续或许还有要你作证、出力的地方。”说到这，韦驹原本面带笑容的脸变得严肃悲怆起来，“阉宦之祸，我等士人无不痛心疾首，姜公亦深受其害，伯霈可不能袖手旁观啊！”其实韦驹打的主意是想利用一下姜泫，把整个姜家，或者至少这个曾八岁说退鲜卑大军、扬名天下、可媲美当年孔文举的神童姜泫拉到自己船上。
虽然姜泫只是白身，但名声却胜过韦驹。韦驹心里怀了别样心思，见姜泫推辞，便将其谦辞误会成了姜泫想要置身事外、袖手旁观。
姜泫原本对韦驹的印象不错，但此时也看出来的韦驹的想法，虽说他也有意主动打击宦官的势力，但韦驹的手段无论如何都不怎么光明正大，他心里对韦驹的评价，便打了折扣，但也没有表现出来，还是欣然应诺：“泫谨遵君命！”
“好！好啊！果然是汉阳姜氏子弟，不愧家风！”
姜泫猜测到了韦驹是想拉拢利用自己，却没猜测到韦驹的通盘打算。毕竟年少，于朝中的局势和官场内情的看法不如韦驹、也更不如自己父亲那么透彻，他猜测的是朝中士人在陈耽遇害之后，已经开始了对宦官的反击，而韦驹就是这个马前卒。
但实际情况是，因为姜桐暂且退隐了，韦家的人如今也没有在朝中做高官的，所以韦驹几乎是没有任何靠山，就算是姜桐还没退隐，那也只是个六百石的刺史，要不然韦驹也不会在交州那种蛮荒之地蹉跎数年之久。韦驹入仕至今已经十年，初始在姜桐手下为吏，后来得姜桐向朝廷举荐，本来也能轻松得一个中原美县做长吏，但因为没有出钱购官，还是看在家族和姜桐的面子上没有罢官，就直接就被打发到了交州，十年间几经辗转，也一直都在交州打转。
交州那地方瘴气丛生、地广人稀，还远离中原，即使做出了什么成绩，也难以彰显名声。可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等到了酸枣县令的空缺，而且这个空缺还正好落到了他头上。酸枣在兖州西边，临近司隶，在这里做出一些成绩、甚至干出一些大事的话，很容易就会扬名天下。
年轻人难免急功近利，韦驹也是一样，最宝贵的青春浪费在了交州那种地方，所有不甘、委屈、消沉、愤懑等负面情绪在胸中酝酿了好多年，所以一回到中原，认为自己有了用武之地，难免激进冲动。所以此事完全就是他自作主张，其所针对的目标就是张让，只不过不求成功，只求成名。
在来酸枣的路上韦驹便已经想好了，因为有宦官压制和党锢之祸的牵连，家族中没有一个两千石以上的高官，他要想往上爬，只靠政绩是行不通的，而且只有两条路能够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投靠宦官，以他的能力，很快就可以平步青云，但一旦如此，京兆韦氏恐怕就会被天下士人戳破脊梁骨，更为党人所不容；第二个选择，就是兵行险着，完全投靠党人，全力打击跟士大夫天然对立的宦官势力，而且手段必须还得激烈。此后如果能得朝中大员的看中，就能防止宦官们的打击报复，而且回日后的仕途必然坦荡。如果不能得贵人扶照，那就亡命江湖，这就算是向党人提交了一份投名状，日后若党人再次掌权，肯定会重新启用自己，到时候内则朝中清贵要职，外则州郡长吏。
所以，在韦驹看来，将矛头对准十常侍的核心之一的张让，无论成败，都是低成本、高回报的。